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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载:哲学大师冯友兰的悲剧

  • 商洛医院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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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3/2/5 22: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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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只要是看书的,就会看出来这首诗的心酸,那个老头站在文盲面前对自己的知识不是自豪而是羞愧,就像一个大学生在给小学生老板做足疗一样,因为大学经历而羞涩。我不是看不起劳动,而是对这种秩序和非人环境而难过,好在老头子活了90岁,看到它文集出版,虽然出版数量很少,但是至少有点欣慰吧。博主这篇文章写的深刻。夕阳下,人群纷扰,一个老头带着旧眼睛默默看着,看到那种纷扰,想着今晚得洗澡了,已经十天没有洗澡了,隔几天去把胡子整理一下,哎,门口张师傅老婆病了,几天都没有开理发店门了,还有北大通知说开茶话会,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讲话呢?不知道来车接不接,走去太远,打的不合算,那点稿费还得给小孙子的孩子准备点结婚用。还好,到底不怕上面来检查了! 

原文地址:哲学大师冯友兰的悲剧作者:砍柴书生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辛亥之变,中国进入现代史纪元,冯友兰恰逢其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


冯曾自撰一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因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和极高地位,又让他有了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直接交往的机会。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冯友兰在波涛滚滚的历史巨浪中沉浮,晚年竟然沦落为文革派四人帮的写手,他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具有标本意义。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这是当年中国唯一开设哲学课程的学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生涯。当时的北大可谓人文荟萃,各种观念在校园内碰撞激荡,既有坚持守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又有崇尚新学的沈尹默兄弟以及马裕藻、钱玄同等。给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的主要业师是马叙伦、陈介石和陈汉章。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更成北大校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俱成北大名师,这使得冯友兰“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其时,梁漱溟仅比冯友兰大两岁,胡适也不过长冯4岁,虽然胡适并未向他直接传授学业,但治学方式已令冯友兰“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1923年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冯友兰任清华秘书长和哲学教授,与金岳霖、杨振声、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巨头。年仅33岁的冯友兰开始了他人生最富华章的阶段。他于次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写作。

冯友兰后来被推选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清华大学开始了梅校长和冯院长主治的格局,一直维系到1949年方告结束。正是这18年的时间里,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的写作,宣告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成功建构。

在那个年代,冯友兰是国家意识比较强烈的一位学者,他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抗战爆发,西南联大成立。山河破碎,冯友兰的心境颇为黯淡:“破城国亡日色昏,别妻抛子离家门;孟光不向人前送,怕使征夫见泪痕。”正是其心境写照。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这时的他更加勤勉,《贞元六书》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的学术地位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西南联大由三所名校组成,大教授们济济一堂,即便如刘文典般的狂傲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而他自己与唐兰各占半个。

在国民政府期间,冯友兰对政府有批评,有指责,有抗议,但更多的是合作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这个时代取得的,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也是在这个时代确立的,这个时代的国民政府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法统。冯友兰在昆明期间,每至重庆讲学,都能受到蒋介石的接待宴请,在冯母去世时,蒋介石还亲笔题词宽慰。冯友兰的这种待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御用文人”,属于“反动之极”。

随着抗战结束,西南联大的使命也告结束。1946年8月,冯友兰赴美讲学,此时国内已陷于内战之中。冯友兰本可以留在美国,但在他内心深处还认为不论哪朝哪代“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

经过一年半的游学,冯友兰于1948年3月回到北平,9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时的国民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嗣后,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冯友兰身上。国民政府溃败,大部分师生没有离开大陆,对于清华的教授们来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事业或许也将跟着离散,如此状态下,他们接受了新政权。

在中共接受学校后,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很快就感到难以胜任了。他请辞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就给予批准,并表示冯的思想“跟***不合”,对他提出“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明确要求。冯友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很快,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态度却相当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从此,冯友兰开始“进步”了。往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迅速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显而易见的变化对冯友兰当然有所触动,他想努力迎合革命。此时,他虽不复旧时风光,但也没有被彻底抛弃,土改、人代会、出访还都有他一份,只是这些活动都必须是以自我否定为前提的,而不再是讲学、传授。冯友兰不得不当众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三反”、“五反”运动,清华大学借此对冯友兰展开全面批判。他在民国时代的所作所为俱被视为反动言行,冯友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批判,他否定自己历史的调门越来越高。冯友兰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在各种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不论是昔日师长还是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号召批谁他就跟着批谁。

冯友兰在左支右绌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从表示“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到承认自己的“新理学”是“反动哲学体系”,直到1959年他写下《四十年的回顾》,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说自己的“四十年”是“站在破坏着、死亡着、旧的、反革命的东西的阵线上,反抗创造中的、生长着的、新的、革命的东西”。他从主动自我批判开始转向主动讴歌这个时代,并主动采取“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方法”进行他的“哲学研究”。

“文革”的全面爆发,冯友兰再次被揪了出来。1966年6月5日,冯友兰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1968年9月,冯友兰已经是73岁的老人,又被隔离审查,不过,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之后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的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这一讲话固然刻薄,但对冯友兰来说则相当宽厚,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处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即向毛泽东致信表达了感激之情,更把这种“感情”以诗文表达:“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连绵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前的历次运动是对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

冯友兰属于浑身是“罪”的人,其负罪依据是因为他的历史、他的学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有意思的是,每每施以援手的又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缔造者毛本人。“解除劳教”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深痛多前罪”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批孔。作为年近八旬的冯友兰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为此,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后表示支持,《光明日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
  
北大和清华成立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的“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

此后,冯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的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亲阅其文,对冯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在众人受难之时,冯友兰却能不断受到领袖关注,经常发表一些诗文,诸如《咏史二十五首》、《韶山颂》之类,迎合上层,他鹤立鸡群的姿态自然引来议论纷纷。 

大出冯友兰意料的是,当他自以为跟上形势时,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遭到清算和彻底否定,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自然要遭到诟病。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

冯友兰后来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特别在“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作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这与郭沫若的主动为恶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

虽然冯友兰受到一定的诘难,但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以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的一生。



部分素材选自《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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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年轻,忙总比闲着好。
  
  • 山阳在线
  • 发表于:2013/2/6 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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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

如此如此
  
  • 杨树
  • 发表于:2013/2/6 1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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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丰阳山人
  • 发表于:2013/2/11 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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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大江流,书生一叶舟。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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