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汉剧二黄后继无人
6至8年后有可能在商洛绝迹本报商洛讯（记者王玮）由于演员人才断档，山阳汉剧二黄这个古老的剧种，目前已到了濒临消亡的边缘。
汉剧二黄是我国古老的地方戏曲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曾流行于我国南方和我省部分地区，曾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但目前在国内仅有广东、武汉和我省安康、山阳4家汉剧团。
山阳县剧团是商洛市惟一的汉剧团，据副团长陈杰介绍，汉剧团鼎盛期是上世纪80年代，演员最多时有近百人，可分2个队演出14个整本的汉剧二黄，1981年曾参加陕西省首届汉剧会演，获集体二等奖。但当年这些优秀的汉剧二黄演员，如今都已年过四十，大部分离开了舞台，还在坚持演戏的仅剩11个人。为补充演员队伍，1996年，山阳县剧团招了10名学员，但没有一个学汉剧二黄。目前，山阳剧团共有24个人，作曲、乐队、演员都极为缺乏，已不能完整演出一个整本戏。
陈杰忧虑地对记者说，培养一个汉剧二黄演员一般需3至6年时间，而山阳剧团从1990年以来汉剧二黄人才就基本断档了。如果不抢救性地培养一批新人，6至8年后，这个古老的剧种就有可能在商洛绝迹。
（附录） 汉调二黄源流探索
历史悠久的陕西汉剧，原称汉调二黄，又称陕二黄、山二黄、土二黄，二黄戏，解放后改称汉剧，是陕西仅次于秦腔的第二大剧种。它广泛流行于陕南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地区和关中的西安、三原、泾阳、凤翔、大荔、周至、户县、蓝田等地以及甘肃东部、四川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地区。经数百年的辗转流传，数十代艺人的苦心创造，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独特的艺术风格，用以表达劳动人民的情感，反映劳动人民的心声，深受流行区域特别是汉江区域广大人民的欢迎喜爱。
汉调二黄在我国四大声腔体系中属皮黄系统，唱腔以西皮、二黄两大曲调为主。它的起源，无史可查，众说纷纭。对于西皮，认为系由秦腔（或西秦腔）演变而来，这是众所公认的。而对于二黄，有的认为始自江西，有的认为始自安徽，有的认为始自湖北。这些说法，虽然各有所据，但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过去也曾认为二黄系由江西弋阳腔传入湖北、安徽，经两省艺人共同创造而成。但近几年来，在较多地接触了一些有关材料后，感到自己原先的认识值得怀疑，说西皮与二黄最早均起源于唐代的陕西、甘肃一带，则是大有可能的。今就这一专题阐述如下，以作研究的参考，并求教于专家们。
一、二黄起源于唐代的梨园法曲
据范紫东考：梨园法曲大别之分为两派，一派为秦腔，以李龟年为首，其次为李鹤年；另一派为二黄，以黄幡绰为首，其次为康昆仑。幡绰雅善诙谐，其调平和，婉转有致。最擅长之节目为黄冠体调中之长生曲、望瀛曲，所谓仙乐也。人见其姓黄，又习黄冠体，故称二黄腔。因此，“梨园为二黄策源之地，开元、天宝为二黄发祥之时，黄幡绰、康昆仑为二黄的创始人，而唐玄宗乃开山之始祖也。”①蒲城张东白（清光绪甲午举人，精于音律）说：“二黄戏起自陕西、甘肃，是由古代的黄幡绰调与黄冠体调混合一起，古调翻新歌之曰二黄腔。”②李静慈亦说：“邰阳张勉齐、萧愚亭同我先父三人（他三人都是清光绪初的举人，爱讲汉学），也同样讲过此话。此外，我幼时在三原，也听人说过。咸阳刘古愚曾说：’二黄戏是出于古时道情调，起初是用笙管伴奏。黄冠体多用笙管箫笛作吹腔以代唱，二黄调是由黄冠体翻过来的，是秦腔古调新声的一种。’”③这些说法，不仅来自文人，在艺人中也多有流传。笔者认为，以上有关二黄起自梨园的说法颇有道理。原因有五：
第一，秦人好讴，由来已久，古有秦风、二南等民间歌谣，到唐玄宗时期，歌舞、音乐、滑稽戏等等，极为兴盛。而玄宗又善音律，酷嗜法曲，教梨园子弟。在他的亲身倡导下，各种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张庚指出：“大曲、各种舞曲和歌曲，这些曲调对后世的戏曲也有极大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曲调后来经过若干变化就成了戏曲曲调中的组成部分。”④因之，在唐玄宗时代形成了二黄戏的胚胎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黄冠体调原为道院法曲，后引入梨园，所唱为七言诗，上下句。据说玄宗每至华清宫，必上集仙台祭老子，奏长生、望瀛等曲，黄、康主此等舞曲，必随驾同去。故吴梅村之王郎曲云：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以范紫东介绍的黄幡绰演唱之黄冠体调的特点与今日的汉调二黄作一比较：汉调二黄唱腔平和婉转，与黄幡绰风格一致；唱词多为七言诗、上下句，与黄冠体词律相同；而黄冠体又是由道院法曲引入梨园法曲的，结合我们幼年和现在接触到的一些宗教音乐来看，其声腔肃穆平稳，器乐多用笙箫笛管，确与汉调二黄中的二黄有许多近似之处，至今汉调二黄中之吹腔，仍以双笛为主奏乐器，由此可见其演变之痕迹。
第三，严长明说：“弦索流于北部……湖北人歌之为襄阳腔（今谓之湖广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来音皆如此。”⑤王芷章称：“所谓善为秦声者，固不自中古始。迄于唐之明皇，而斯风益炽，实为后代歌舞之先声。”⑥这里严氏、王氏所说的秦腔、秦声，决不是指现今的秦腔，而是指古时秦人所唱之歌。二黄产自陕西之唐代，是秦腔古调新声的一种，所以普遍所指的秦声、秦腔，也就包括二黄。
第四，二黄艺人所祀祖师为老郎。在陕西的汉调二黄艺人中，有关老郎的传说不下五、六种。有称老郎太子，有称三圣老郎。过去二黄班社都雕有一老郎神象（白面，无须），走到哪里，背到哪里。艺人中又普遍传说因唐王领大臣于宫廷演唱，亲自执掌鼓板，故而至今汉剧艺人仍称司鼓为“坐九龙口”。由于二黄艺人敬奉老郎，许多地方设庙祀敬。如西安骡马市车马行的房子，原为一座规模很大的老郎庙，又称梨园庙，为汉调二黄班社的公产，约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后来因汉调二黄在西安衰落下去，会馆被梆子艺人所占，改称庄王庙；陕南汉调二黄著名艺人杨金年，在他的家乡紫阳蒿坪河杨家坝集资建了一座老郎宫（或称梨园庙），为二黄艺人集结拜会之地，至今旧迹犹见；乾、嘉期间，汉调在湖北盛行时，汉口有一条戏子街，两座老郎庙（见《汉口丛谈》）。据查，唐人积习，以称郎为清贵，称排行为尊敬。玄宗为睿宗第三子，人称三郎，晚年称老郎（见自白居易诗注），故此，老郎为唐玄宗无疑。二黄艺人普遍敬奉老郎的事实，说明二黄发源于“梨园法曲”是有道理的。
第五，汉调二黄起源陕、甘，它流于外省也被称作秦腔、西秦腔或梆子。兹引两例来加以说明：据张庚、郭汉城说：清代康熙以来，陕西商人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山陕的梆子腔，遂也跟着陕西商帮在各地流传。直至今天，东南沿海的广东潮汕一带，仍有当年辗转流传过去的西秦腔（今称西秦戏）被保留在那里，在当地安了家，落了户⑦。这个西秦戏是什么样子呢？据《辞海》等资料介绍：约有二百余年历史，主要腔调有西皮、二黄等，艺术风格同秦腔、徽调接近。”“主要声腔正线，是一种古老的二黄调。”这个西秦戏唱的不是梆子，却是西皮、二黄，其风格既近秦腔，又近徽调，我们怀疑它很可能就是秦腔古调之一的汉调二黄。再如，周贻白先生在《谈汉剧》一文中说到道光八至十二年，汉调艺人王洪贵、李六进京擅长之剧目时，所唱多属西皮，只有《扫雪》唱二黄，是由西安梆子改编的。这话与周先生在该文中说的二黄是出自安徽的话是有矛盾的。起码是李六等所唱的二黄，不自安徽来，不自湖北来，而是西安去的。这使我们想到现今陕西的秦腔与关中、洛镇派之汉调二黄的许多相似之处，所谓西安梆子会不会就是汉调二黄？周先生此文又说：“湖南的湘剧，其《南北路》旧名汉调，亦系表明其来自汉水。”这也就是说，随着发源于陕西汉水而流入两湖的腔调，不仅有西皮，而且有二黄，决不是由汉水传入湖北的只有西秦腔或西皮。
当然，梨园法曲中所形成的二黄腔，也同全国各戏曲声腔一样，由民歌小调的发展，进入梨园法曲，也仅是一种歌舞音乐或戏曲的胚胎，还不能是完整的戏曲。随着安史乱起，梨园即亡。二黄既未形成，也就不为世人所知或世人仅知梨园法曲而已。可是，乐人流散，“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这些流传民间的曲调，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演变，也从其它本地或外地的梆子、弋阳、昆曲、民歌以及西域音乐等剧种、曲调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壮大发展，从而才形成了汉调二黄这一完整的剧种。
二、魏长生演的是现在的秦腔或是汉调二黄？
这个疑问是程砚秋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牵涉到西皮、二黄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于全国皮黄声腔系统。现论述如下：
第一，程先生的发现与有关考证。
程砚秋先生的发现，就是前面提到的西安骡马市的老郎庙。据苏育生说：“解放初期，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曾到西北考查戏曲，他与杜颖陶合写了一篇《秦腔源流质疑》，根据骡马市梨园庙的两块石碑，提出在一七八○年前西安流行的秦腔并非今日的秦腔，而是汉调二黄的观点。”⑧据查：在程、杜二氏《秦腔源流质疑》的文章中，叙述了在陕西戏剧家封至模的陪同下参观梨园庙的情况，记录了两块现嵌在墙壁上的石刻的文字。两块石刻文字相同，只是后面的人名不同。石刻文曰：“盖闻天地尽福田，由人自种；圣神皆灵威，积善乃通。省会骡马市四圣行宫，创自双寨、泰来社，而众班和之者也。工兴于丙申七月，落成于庚子十二月。前殿五宇，老郎端居室屋；后殿三楹，关帝高位崇台，左右配祀财神、乐王。”年代是“乾隆岁次庚子葭月上浣毂旦”。另有一个石碑已遗失，幸得封至模先生以前抄存下来，石碑题额曰“重修庄王庙神会碑记”，时间是“嘉庆十二年四月吉日立”。据此，程、杜二氏文中分析说：“石刻的年代是一七八○年，碑文是一八○七年，相距不过二十七年。但在这二十七年之间，西安的戏剧一定是起了一次很大的变化。在一七八○年时，西安戏班供祀的祖师是’老郎’，到一八○七年时，祖师爷却改为’庄王’。设想一七八○年前盛行于西安的那一系统的戏班，在这一时期中退出了西安，而由一八○七年盛行于西安的那一系统的戏班，进而代替了前者的地位。”接着在文中叙述了他们根据三意社演员们介绍的秦腔界供奉庄王的情况。
据西安二黄研究会叶寿山（已故）、张德森等老先生讲，那次程砚秋到西安考察戏曲时，多次观看了《大众剧社》演出的汉调二黄。程先生看完《上天台》后，当即上台，向张庆宏老先生行跪拜礼，声声赞扬汉调二黄表演细腻。经程先生了解后，马上派人赴商洛接来了当时汉剧艺人中威望最高的赵安子（时年已八十余岁），进行仔细访问，并收安康著名青衣杜玉华为徒，还让七位同志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来收集汉调二黄的剧本、唱腔、曲牌、脸谱。程先生说：“汉调二黄与湖北汉剧颇不相同，和京剧反极近似⑨。并称汉调二黄是京剧之祖山⑩。在程、杜二氏写的《秦腔源流质疑》中，还介绍汉调二黄说：“这种戏的腔调，却不止限于二黄，也有西皮，也有秦腔。（其实，还有四平、昆腔、高腔、高拨子、徽调、罗罗腔、唢呐调、各种小调等——引者注）这种戏据当地老前辈讲，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很疑心，这就是一七八○年前，严长明他们所见到的那一种戏。有一次我同他们（指秦腔界的同志）谈起骡马市车马行的房子，他们说：‘这房子原是属于他们（指汉调二黄艺人）这种戏的各班公产……’简单几句话证实了我们的一段推测。”程先生又在一九五○年二月九日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写到：“西北的戏剧主要是秦腔。提起秦腔，不由使人联想起魏长生。魏长生所演的秦腔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曾见过，但从《燕兰小谱》一类的书上看来，可以断定其唱法是很低柔的。现在的秦腔唱起来却很粗豪，似乎不是当年魏长生所演的一类。起初我们还是这样的测想，后来无意中在残破的梨园庙里发现了几块石刻，从上面所载的文字中，得到了一点材料，这在中国戏剧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发现。”⑾
寥寥数语，切中要害。由于民国以后，汉调二黄几起几衰，终于消声于西安舞台，只有少数班社流落陕南，故而戏曲史家很少有人研究这一剧种。因此，程先生这一发现，确实重要，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那么，程先生指的《燕兰小谱》上是怎样介绍的呢？它说：“友人言蜀伶（指魏长生）新出琴腔，即甘肃腔，其器不用笙笛，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对此，王芷章在《腔调考源》的西皮考中作了考证，指出自《燕兰小谱》后，西秦腔则简称秦腔。及张亭甫作《金台残泪记》始有南方谓甘肃调曰西皮调之语。王芷章并注明说这是载于书籍者，他所见道光初岁，手抄剧本之有西皮腔者极多。而嘉庆时人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也说：“甘肃腔，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今所谓西皮调也。”所以，王芷章说：“综上各书观之，在乾、嘉、道三朝著作中，凡有所谓秦腔者，悉指西皮调而言，实际《都门纪略》俗称梆子之秦腔也。”
又据日本人青木正儿所著《苍部诸腔》称：“《听春新咏》亦载：’秦腔乐器，以胡琴为主，助以月琴，’此与目前西皮调同一情状，反与现在称为秦腔者（山西梆子）异趣也。……观现在剧场音乐中用之者，仅为西皮与二黄，令人忖思此二腔非与秦腔有若何关系耶？……观今日之西皮调，似可下断案曰：乾隆、嘉庆、道光间流入京师之秦腔遗声即今之西皮调也。”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魏长生进京所唱之秦腔，并非现在流行的秦腔，而是又叫甘肃腔、琴腔、西秦腔的西皮调。在陕西现在的剧种中，除汉调二黄中有西皮外，其它剧种中未见有叫西皮的，所以，它极有可能就是古时之汉调二黄。
第二，对魏长生携入京师的是汉调二黄的求证。
首先，许多老前辈谈及汉调二黄起自陕、甘。李静慈说：“汉调二黄也叫咙冬腔，意思就是陇东腔。”并与秦腔同时流行陇东及陕西的凤翔、同州（今称大荔）、西安一带。又称：“据说汉调二黄中的西皮，本是由西秦皮影腔脱胎的，西皮原为秦腔的一种，惟不用梆子、板胡而用皮胡，故可与二黄合唱而为襄阳腔（即今湖北演唱的汉调所自出）。这种襄阳腔的发展地点，当系由陕西的安康、白河经襄阳而到武汉。”⑿这一观点很有见地。汉调二黄与秦腔最早有可能同出于陇东腔，由于唐王朝的商业蓬勃发展，天宝初年，西域诸国“兴贩往来不绝”，因地区接近，所以陇东腔最先吸收了西域传入的皮胡，入陕与二黄结合，形成了不同于秦腔而独具特色的西皮与二黄并奏的汉调二黄。西皮的得名也可能系由西秦皮影腔简化而来。这种说法与青木正儿、王芷章等所说魏氏进京演的是西秦腔或称西皮调的观点基本吻合，可见流入京师之西皮调多是指汉调二黄而言。
其次，西安骡马市老郎庙建于一七八○年，而据焦文彬同志考查介绍：魏长生第一次进京未获成功返回后，就在一七八○年的前五年（即一七七五至一七七九年）却正在西安古城“悉心钻研艺术”⒀。因之，程、杜二氏所指“一七八○年前盛行于西安的那一系统的戏班”，莫非就是魏长生他们这一系统的戏班吗？从魏长生一七七九年二次进京，名动京师起，到一八○○年三次进京，于一八○二年告别人世止⒁，其中整整二十三年，魏氏离开西安。莫非就在这一时期，属于梆子系统的秦腔这一派戏班兴盛起来，代替了魏氏那一系统的地位，再后于一八○七年而改老郎庙为庄王庙的吗？极有可能。焦文中还有一件有趣的记载：长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回到四川故乡演出了十几年，还在成都修了一座老郎庙，即作为自己栖身之地，又作为过往艺人借宿之处。老郎为二黄艺人所奉之祖师，庄王为秦腔艺人所奉之祖师，这不也可说明长生所唱的就是汉调二黄吗？
再次，长生二次进京成功后，又南下扬州，演出四年，再后又开始了三年的苏、浙、赣、皖、鄂、湘、川的长途旅行演出。所到之处，当地竟相仿效，不少昆腔艺人，也学秦腔，可见其影响之大。按说有什么花，结什么果，如果长生唱的是梆子系统的秦腔，以上诸省则应该是受梆子影响最大了，但如今这些地方，都是皮黄戏多过梆子，如浙江的婺剧，江西的赣剧，安徽的徽剧，湖北的汉剧，湖南的湘剧、祁剧，四川的胡琴戏等，多以皮黄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长生进京带去的是汉调二黄。
其四，汉调二黄唱腔柔婉平和与长生同，而秦腔激越高亢与长生异；汉调二黄伴奏以胡琴为主、月琴助之与长生同，而秦腔用板胡为主、梆子击节与长生异。因此，长生所唱之腔，极似汉调二黄。
其五、陕、甘古为秦地，汉调二黄发源于此，长生携之入京，从所演剧目来看，又多为西皮，所以，以地域得名而称甘肃腔；而秦腔、西皮调，以乐器得名而称琴腔，后虽简称秦腔，但实非现在梆子系统之秦腔。
故此，可见乾隆时进京之秦腔，即西皮、二黄并用的汉调二黄。
三、西皮、二黄均源陕、甘之其它考证
（一）结构、色彩，二者相近。经多年实践，我们感到西皮与二黄在板式结构和音乐色彩上是很相近的，许多戏中西皮、二黄并用。若是一源陕西，一源安徽或江西，地域相隔如此遥远，怎么会有这样相近的色彩呢？西皮、二黄是皮黄戏中两大主腔，不比从外来剧种吸收少量曲调来丰富自己的那样容易。因此，我们是主张二者均源陕西之说的。
（二）从汉调二黄得名的原由来分析它的产地。古称陕二黄，大概指其发源、流传于陕西之意；称土二黄，大概指其土生土长之意，与关中文称本地二黄之意同；称山二黄，大概指其流传陕南山区之意；在关中还称正宗二黄，大概指其是真正的、正统的意思；称汉调二黄则是指其流行汉江流域之意；单称二黄戏，就是指二黄是这一剧种的正宗、正调、主体之意。当然，陕西也早已传说二黄古用双笛伴奏，故又称加竹头的二簧，但现在簧、黄不分了。总之，不管怎么称呼，始终没有离开过“二黄”两字。既然明明称为二黄，怎能没有二黄呢？而且前面均冠以地域或乡土称谓。这说明“二黄”在陕西古已有之，决非来自安徽、江西或湖北。周贻白先生在《谈汉剧》一文中曾提到：“西安、泾、原一带以及商洛五属，曾盛行二黄调。……其以汉调属之汉中，似即由此而起。”但后面却说来自陕西的只有西皮调，并说：“因其来自陕，故名西皮，其名汉调，似系流行于汉水之故。”仔细思之，这话有些欠妥。按此话分析，因西皮流行汉水而得名，则汉调二黄就应称为汉调西皮了，但自古迄今，从未有人这样称呼过。
（三）从流行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状况来探索它的起源。二黄戏最早翻越秦岭，流行汉江流域，因汉水而名汉调二黄，这是勿庸置疑的。但许多史家，虽承认汉调因汉水而得名，却都认为汉调创兴于襄阳，而普遍忽略了汉调二黄的起源地——陕、甘一带，这是不够全面的。我们研究一个剧种的渊源时，不能离开这一剧种在当时流行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当地习俗等，汉调二黄当然不能例外。据我们所知，自清乾隆以后在甘肃陇东、秦中一带，陕南各地及河南的南阳、淅川、内乡、镇平和湖北襄河上游各地都盛行汉调二黄。在京汉、陇海两铁路未通以前，西北的药材、皮毛，陕南的漆麻耳棓等山货特产，往中南及华东的出口，尤其是运往广州、上海的干线，是由甘陇先到泾、原、西安转商洛，再由丹凤从丹江水运经荆紫关、李官桥、老河口等陕、豫、楚三角地带转襄樊，上与汉中以下各水路相汇，再顺汉江，直达武汉。还有从荆紫关就陆路起旱，往南阳、赊旗店、禹州一条到中原的支路。沿着上述秦、豫、楚相接连的一条水陆要道，其经济、文化在清代乾隆到民国初年极为发达，汉调二黄就在这些地方成长壮大起来，并为群众所热爱。因而李静慈说：“汉调二黄是汇秦、陇、蜀、鄂、豫各地之声而集其大成，主要是沟通南北，兼收秦、楚二地之声与中州之韵，此说是有相当理由的。”⒂上面所描述的这一汉调二黄成长活动的地理图，是随商业运输而传播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活动于商洛一带，屯住于襄、邓之间，长达十余年，而商洛是汉调二黄的老窝子，所以起义军将汉调二黄带入湖北、河南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所谓“创兴于襄阳”的汉调就是指陕西流传至湖北的汉调二黄，因襄阳踞汉水之中，故以襄阳代表之，实际上应包括甘陇、秦中、陕南各区、河南西部、湖北西部、四川北部等汉调二黄成长壮大的这一广大的流域。汉调在以襄阳为中心的地区形成以后，正如杨铎所说：“后因三藩之变，用兵西南，因军队调动的频繁，汉调就不知不觉地随军流入西南，所以西南半壁就成了汉调的弥漫地。”⒃因此说，所谓襄阳腔实来自陕西的汉调二黄。从广义上讲，汉调二黄是全国皮黄戏之最早的根苗。
（四）对南宗、北宗，南路、北路之说的看法。范紫东说：“唐代为我国历史上文化枢纽之一。佛家有南北二宗，自唐始分；画法有南北二宗，自唐始分；戏曲有南北二宗，亦于唐始分；盖秦腔与二黄……同源异流，秦腔多流于北方，二黄多流于南部，故秦腔为北宗，而二黄为南宗也，此所谓南北二宗……不过就原始之趋势前言，亦非北方无南宗，南方无北宗也。”这个南北二宗的说法，与南方之称西皮为北路（指来自西秦腔），称二黄为南路（指来自安徽）的说法，我认为也有某种关联。因为在陕西汉剧艺人中，曾流传着徽二黄是陕西传去的说法，如安康八旬老艺人雷鸣震说：“前辈先生们讲，陕西的二黄是最早的二黄戏，由陕南顺汉水传入武汉的叫湖广调、汉戏；由商洛、南阳、襄、邓一带顺正东传入河南淮庆的叫淮调二黄；顺淮庆再传入安徽，汉调二黄又被称徽二黄。”此说颇有道理，它确是从几路传入湖北、安徽的。据了解唐代著名宫廷艺人黄幡绰，不仅能歌善舞，为乐首之一，且擅长参军戏，据说他“晚年流落江南，死而葬于昆山”。那么，他很可能最早就把陕西二黄腔传入江南，包括安徽等地了。而汉调二黄系由汉水流域传入湖北，再由湖北传入安徽，由安徽传入京师的说法，可能性更大。杨铎在《汉剧史考》中举天柱外史的《皖优谱》云：“二黄产于广州，……惟徽调与汉调所以别者，则以汉调唱腔声杂襄樊耳。……降及盛清，安庆乃取二黄腔，创制新声，由石牌腔或枞阳腔之高拔子，成为徽调。”这是说徽调的产生是源于汉调的。但湖北汉调，既然“声杂襄樊”，则系由陕西顺水流入无疑了，与“产于黄州”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华连圃《戏曲丛谈》又云：“徽汉两派，繁衍于襄阳、汉口者为汉调，流传于石门、桐城，休宁者为徽剧”。而陕西李静慈却说：“汉调二黄初由陕甘豫鄂皖间，后来石门、桐城、休宁间人效之，遂成为徽剧。”⒄许多戏剧史家既然承认汉调系因汉水而得名，那么汉调二黄起于陕，最先流入襄阳，再至石门、桐城、休宁为徽剧是顺理成章的事。怎能既称汉调，而无视汉水上游的汉中、南郑、城固、西乡、洋县、镇巴、紫阳、宁陕、石泉、汉阴、安康、平利、岚皋、镇坪、旬阳、白河、竹溪、竹山、房县、陨西、陨阳、均县、谷城、镇安、山阳、柞水、丹凤、商县、商南、洛南、篮田、西安、三原、泾阳、户县、大荔、陇县、天水、平凉等地跨三省有数十个地县的广大区域呢？欧阳予倩在《京剧一知谈》中，解释南北路的得名由来说：“西皮……因为是从西北来的，所以……称西皮为北路，二黄是由安徽和湖北南边的曲调相结合而成，所以称为南路。”联系范紫东先生“南北二宗”的说法，笔者认为可以给二黄下定义为：是由陕西南边传入湖北后，再与安徽的曲调相结合而称南路。
总之，谈皮黄戏的形成，多数不提陕西的汉调二黄或提也是一带而过，甚或作错误的推断，使所考失实，如像周贻白先生在《谈汉剧》中说的：“陕西亦有一汉剧团，所唱亦为汉调二黄，则系由河南转徙。”我们是陕西人，在汉剧界工作三十年，从未听说汉调二黄是由河南传来的。至于剧团多少，从古至今也不止一个，由此足见汉调二黄是怎样的不为人所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不外两条：其一，陕西汉调二黄为最早形成阶段，传至襄阳一带，得以初步繁荣，到汉口得以发扬光大，形成徽剧后，足迹遍神州，徽、汉两调进京，又发展为京剧，声誉大振，史家多去探索驰名的徽、汉、京之间的衍变足迹，而起根发苗的陕西汉调二黄，偏居陕南一隅，反而无人问津了。其二，汉调二黄早期缺乏知识界参加，本身无人探讨其源流沿革，加之渊源古老，由这一剧种衍变为其它皮黄的痕迹，根源难觅，故而反认为陕西之汉剧是由湖北或河南传入了。
四、与渊源有关的重要史迹及分析
首先，西皮调的见于记载远在明代。如《腔调考源》等许多著作中提到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传奇》中就有西皮调；再如明崇祯年间刻本《梅雨记》亦说：“赣伶黄六之女善唱西皮调。”⒅这说明，西皮调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前，明末崇祯年间就流行于包括江苏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了。那种认为明末清初因秦腔传入襄阳，再经加工改造，成为今日汉剧的西皮的看法是不完全妥当的。而皮黄合流也不一定是湖北艺人所创造。因为在陕南有关汉调二黄班社演出最早的说法是明正德年间。如安康民间老艺人冯成秀（已故，为汉调皮影艺人，世代相传）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的老艺人座谈会上谈：安康城东三十里神滩河王爷庙的石碑上有明正德皇帝（即端王）从汉中赴湖北途中到此看二黄戏的记载，过去庙内还供有“端王天子万岁”的神位。许多老艺人也谈及，确有此碑此庙。据此，则二黄戏的形成至迟亦应在明正德年间，最少也有四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现在庙毁碑遗，无从查证了。
其次，汉调二黄在陕南流行的史迹最有力的证据是紫阳蒿坪的三块墓碑和许多传说，证明陕南首起科班于清乾隆年间，首事人为紫阳篙坪人杨履泰。据安康汉剧团著名净角杨明灿（原为教师，票友下海），去年去紫阳蒿坪及毛坝等处搜集戏剧史料，经艺人及杨履泰后人介绍：杨履泰为蒿坪大富户，为人仗义疏财，精于武术。从小喜爱歌唱，家乡的山歌小调没有不会的。在其出外游览中结交了一名好友叫来松，据说系关中人，亦善唱，对梆子、眉户、道情，颇有研究，二人遂共同兴办“泰来”二黄科班，请了一位教师叫洪贵。履泰又收义子杨金年习旦，一举成名。金年后在西乡沙河坎兴办科班（约在嘉庆年间），培养了许多著名的二黄艺人。因而杨金年父子，为陕南汉调二黄科班最早的创始人，老艺人们无有不知的，在紫阳、汉中等处，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家父子的遗闻轶事。杨明灿同志在杨氏后代的带领下，寻见了三块古墓碑（一块嵌在厕所墙上，一块做了案板，一块做了过桥石），是杨履泰杨景泰弟兄二人率其孙，为其父立的墓碑，碑文尚可见，刻有道光年间字样。按此年间推算，道光时立碑的杨履泰既率其孙，那就肯定到了暮年，乾隆之下为嘉庆，嘉庆共二十五年，那么他兴办科班时，当为乾隆中叶过后，那时的杨金年则正是青少年时期，而后来杨金年到西安为巡抚（或说制台）演戏，又有许多传闻。由此可见，这一发现也是很珍贵的。特别是杨履泰办的科班叫“泰来班”，而骡马市老郎庙石刻上有一班社也叫“泰来社”，时间都在乾隆年间，二者若是一个，那更证明乾隆年间盛行于西安的是汉调二黄了。再则，杨履泰请的老师叫洪贵，而道光间入京，以“善为新声”著称的楚调艺人叫王洪贵、李六，这两个洪贵又会不会是一个人呢？从时间上推算，洪贵在乾隆中叶后当为青年期，到道光年间正是壮年以后；从艺术上讲，野生的汉调二黄，先在山乡小县里孕育成长，成熟后再进入大城市，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所以这两个洪贵可能是一个人。如此，则汉调二黄最先盛行陕南，而后流入湖北，得以发展，再转赴京师，就更可信了。总之，对这一历史渊源，还有认真调查研究之必要。
其三，汉调二黄剧种兴盛时期在陕西活动的状况。关于杨金年举办的科班，过去艺人们曾说过在道光或咸丰初年，但在上述杨家的墓碑发现后，推算其可靠年代约在嘉庆年间。艺人们介绍，金年曾到兰州延聘名师，在西乡沙河坎设科授徒。首科培训了鸿、来两派，最杰出的如贺鸿生、查来松、屈来寿等。接着在陕南相继培训了永、清、长、福、吉、寿、元、荣、天、九、协、旭等科班及双、安、玉、胜等靠班。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九月有汉中汉荣班（班主孔大方）来安康演出，城内河街水西门外原江西会馆及新城原仓夫庙均有该班题字。此后，陕南二黄班社多如春笋。据老艺人能记起名称的，仅汉中各地就有仁丰、宜泰、裕泰、鼎泰、广泰、隆泰、全泰、贵泰、仁泰、瑞泰、宝泰、荣泰、胜泰、志泰等十五、六个（据说班社多以泰字起名，是为纪念首创人杨履泰之意）。咸丰十年前后，湖北房县范仁宝（安康汉剧团已故老艺人范大德之祖父）率瑞仁班入陕演出，并在安康设科授徒，培育了瑞、采、方、盛四科。上述科派，涌现出许多著名艺人，又各四处传艺。如查来松入川演出，声誉极高，被誉为戏状元。其徒刘久祥在四川、云南、贵州享有盛名。方、盛两科学成后，即入川演出。贺鸿生、屈来寿（活灵官）等到湖北郧阳及陕西商洛传艺，郧阳的阮保玉、阮保魁等又到河南传艺。其他尚有许多著名艺人，被誉为赛太太、活吕布、活魏延、活孔明、活赵云、活香莲等等。在关中、西安及商洛各县，亦同样盛况空前。据二黄名鼓手陈兰亭在《略谈汉二黄》一文中说：“汉调二黄在关中地区……由清乾隆、道光到民国初年为极盛时期。当时虽有梆子、二黄、眉户、徽调诸种，人多以眉户是曲子，非大戏，不甚重视，徽调难懂，梆子粗糙，人皆喜好汉二黄。”范紫东说：“清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余肆业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秦中二黄之各班不一而足，每星期过南城，则药材等会馆，弦歌之声，洋洋盈耳，入而观之，非秦腔、即二黄，盖其时南、北二宗，双峰对峙也。其中二黄，敛而循节，曲而尽致，曼声长吟，时亦有之。而无普遍之艳曼滑腔，盖古调犹存也。”封至模在《陕西四年之戏剧》一文中写道：“清季末叶，盛行一时，八旗子弟与士绅辈多好之。名角辈出，名剧累见。”李静慈在回忆光绪年间自己看二黄戏的情景说：“这时的汉二黄在西安泾原是比梆子乱弹要红些，更比外来的徽调吃得开，尤其是在西安市的回民里，是无人不会的。”⒆还说当时的文人，商绅及旗满和一些军政要人，喜好尤甚，有些女眷，不但能清唱，而且还能挂衣登台。在长安、蓝田、周至、户县、咸阳、耀州等关中西部地区也均有汉二黄戏班和民间自乐社。辛亥革命后，在西安与易俗社同时，由陕西都督张凤翙、师长张云山支持创办的鸣盛学社，拥有师生三百余人，为西安当时最大的戏剧科班。同时还有*（左木右分）榆社，是徽调与汉调二黄合作的一个剧团。西安市南桥梓口在民国十余年间办有鸣夺社，最著名的有刘佩文等，刘是三原东里堡人，出身贫贱，由丫环收房，因地主家败，才到鸣夺社学戏，她天生一付好嗓子，柔和清亮，善于创新，人说她的唱功一句一个样，非常俏皮，她是汉二黄红极一时的第一代女演员。民国二十年在西安五味什字成立了庆义社，培养了邵子福、刘子胜等著名演员。在商洛，据老艺人王西亚、赵建中等人介绍，汉调二黄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唱的地步，很多地方办会戏，非二黄不写（如商洛最大的东龙山庙会就是这样）。同治年间商洛有天久班和双字科班。天久班中最有成就的是赵安子（赵清平，人称戏状元），享名最久。他精通文词，能修旧本，擅长生角，善于革新，唱腔吸收徽调、京剧之长，很受人欢迎，西安各处二黄票友多仿效他。双字科班中最著名的为金双庆，名仅次于赵安子。同治年间丹凤又有广字科班，到光绪年间丹凤还办了庆字科班、姚正科班。商县有益俗社。此外还有三胜、三合、四喜、五福等班。民国十余年间商县有同顺科班，民国二十八年山阳办了大同社，一九四一年商县创办了抗建剧团（解放后改建为现在的山阳县汉剧团）。民国年间白河一带有茂字科班，安康有历史悠久的同心社（解放后与自乐社合并改建为现在的安康汉剧团），汉中有平民汉剧社（“文革”后与文工团合并为实验剧团）。民国至解放后，汉中、安康一带出现了不少著名艺人。从以上众多的班社、剧团的史迹来看，足以说明这个剧种与陕西人民，特别是陕南人民多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若非本省本地之土特产，怎会如此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呢？
其四，解放初程砚秋同志看了汉调二黄后说这个剧种与京剧“反极相似”，这与我们的感觉一致。而我们看了湖北沔阳等地的汉剧也感到反比武汉的汉剧更与陕西汉剧相近。究其原因，是武汉汉剧汉口语音很重且唱腔发展的更为华丽复杂所致。而我们及湖北一些地、县的剧团，唱腔还保持着原始的古老典雅、朴实无华的特点。再者，我们听了广西桂剧，湖南汉剧、祁剧，广东汉剧，云南滇剧，四川胡琴戏，江西汉剧，甚至婺剧等剧种中的皮黄等，有的除语音不同外，都感到与陕西汉调二黄十分近似。如此近似，必有内因，这不都说明了汉调二黄与皮黄系统各剧种的亲缘关系吗？因此，笔者认为汉调二黄起源与唐，形成于明，兴盛于清，在以襄阳为中心的周围流行区域壮大成长，流至武汉，更加繁荣，再向四外发展，并与各地语言结合，又吸收姐妹艺术的营养而形成各省的皮黄剧种，但它的源头是起自陕西的。
这一剧种，遗产丰富。仅剧目一项，陕西早有“唐三千，宋八百，野史外传数不得”之说。据六十年代初统计，仅安康就有一千二百本之多，其它地区尚未统计在内。而且本头大，本戏多，保留了许多其它剧种所稀有的剧目。比起湖北汉剧所谓八百本之说，多出了三分之一。且湖北是折戏多，本戏少。由此可见这一剧种由粗到精的演变情况。其它方面，因篇幅有限，不再一一例举。
建国后，在***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汉剧二黄得以复苏，重放异彩。各地流散艺人纷纷归队，安康共有十县，就恢复了七个专业汉剧团，其它三个小县也有业余汉剧团。***又派入了新文艺工作者加强了领导和研究力量。通过伟大的戏改运动，新老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并聘请了专门的京剧武戏教练，开始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都有了极为显著的提高和发展。省戏校专门开设汉剧班，为汉剧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目前仅陕南就有十几个汉剧团。安康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打龙棚》、《梁红玉》、《黄天荡》、《青梅》、《青风亭》，创作的现代戏《红珍珠》、《梅刀新传》等在本省有一定影响。《梁红玉》一戏为汉调二黄有始以来第一次灌了唱片。安康汉调二黄的传统戏《老辕们》（又称《状元媒》、《珍珠衫》）经武汉汉剧院移植后，又被京剧著名演员张君秋改编而成为他的拿手好戏。一九八二年我省为扶持发展这一古老而优秀的剧种，在安康举办了陕西省首届汉剧汇演，十余个汉剧团汇集汉江之滨，竞献技艺。武汉汉剧院院长陈伯华、副院长李罗克及湖北省著名汉剧专家、研究工作者和其它兄弟省的代表们，千里迢迢来安康参加观摩，并应大会邀请，由陈伯华等四位艺术家演出了他们的杰作《柜中缘》，陈、李二院长并作了艺术经验介绍报告。他们说：“想不到陕西竟有这么多汉剧团体，我们是来到了汉剧的故乡，这里真是汉剧的老窝子。”由此可见汉调二黄在陕西是如何的根深叶茂了。这个剧种应该得到戏剧专家们的重视与研究，使其得以更好地繁荣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认识是否妥当，敬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八月
注释：
①见范紫东著《乐学通论》。
②见王绍猷《秦腔纪闻》34页。
③李静慈：《略谈汉调二黄戏》（1952年）。
④张庚：《戏曲的起源》，见《文艺研究》1979年创刊号。
⑤见严长明著《秦云撷音小谱》。
⑥见王芷章著《腔调考源》。
⑦见张庚、郭汉城著《中国戏曲通史》。
⑧苏育生：《加强秦腔研究工作》，见1980年9月7日《西安日报》。
⑨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小纪》（1950年2月25日）。
⑩程砚秋对《大众剧社》的谈话。
⑾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小纪》（1950年2月25日）。
⑿李静慈：《略谈汉调二黄戏》（1952年）。
⒀焦文彬：《为戏剧界开辟一新纪元的天才》，见《陕西戏剧》1982年7期。
⒁焦文彬：《为戏剧界开辟一新纪元的天才》，见《陕西戏剧》1982年7期。
⒂李静慈：《略谈汉调二黄戏》（1952年）。
⒃杨铎：《汉剧史考》。
⒄李静慈：《略谈汉调二黄戏》（1952年）。
⒅于质彬：《京剧与江苏的历史渊源》，见《江苏戏剧》1981年第5期。
⒆李静慈：《略谈汉调二黄戏》（1952年）。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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