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结尾才配得上一时铺陈的酸辛？ 炎石我出生在陕西南部靠近湖北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住的都是下湖人，也就是以前从湖广、江西等地迁来定居的人。我的童年乏善可陈，我记忆最初的一件事是照相。那时候照相师傅跟卖豆腐老太太一样，挑着担子吆喝着走家串户。母亲抱着穿肚兜的我坐在隔壁家红薯地上，那一刻阳光灿烂如银，面对镜头我皱起的额头到现在也没有松弛。这或许就是一生意义的发端吧。外婆去世后，我在城里念了五年小学，又回到乡里念中学。当时最热心的科目是化学，并立志要做一名化学家。升学前的一节语文课上，我在纸片上写下第一首诗，随手递给经过的语文老师，他看完又轻轻放在我桌前堆起的书本上。后来我考上城里的重点，又回到县里念书。贫瘠的县城所能提供给我的甚少，在卜吉河冷清的新华书店，我买了一册印制精美的戴望舒，这或许是当时最高档的课外读物了。我读的最多还是席慕蓉和宋词鉴赏辞典，汪国真也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席之地。学校有个除了卖教辅资料还卖一点文艺类书籍的小书店，我买的最多的要数那些“革命体”译著了。虽然各国的大诗人（譬如普希金、歌德、雪莱、济慈、裴多菲、泰戈尔……）都摆在我的桌子上，但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毕业时这些书都被我当作废品换成了更廉价的几块钱。最开始我的习作在一两个朋友间传阅，我也把习作本交给当时的语文老师。他们都只是鼓励而无具体的意见，以致我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再后来就转入到私密写作，只是纯粹的寄托而已。
09年我孤身一人来到南京，头一个月因为水土不服，手掌开始脱皮。四个人一个小寝室，他们优秀又健谈，我对于交际则一点儿也不灵光。高三我就因为和同桌性格不合，一年下来说话都不到一百句。我们常在夜间讨论些无足轻重的事儿，若意见不得统一，我永远是那个少数派。因为经常不参加集体活动，被指责没有集体荣誉感，到现在我都排斥集体，我要么出现在图书馆，要么一个人跑去钟山散步。我没有什么写诗的朋友，同学中的知交几乎没有，我们很少交流内心的真实，平时最多也只是互开玩笑。大二开始可以选修文化素质课，我选了黄梵的《二十世纪文化艺术欣赏课》，上了几次课才知道他是个诗人。我一直期望有真正懂诗的人来看我的作品，业余者看业余者的作品总那么业余。于是我把品相较好的诗发到他的邮箱，他第二天就回复让我课后去找他。我又羞怯又紧张地走到整理背包的他前面，他对我的面相与行为感到意外。他后来在一篇《校园诗人》的专栏文章里谈到过这次意外。我陪他走到位于一号门外的地铁站，一路上沉默听他对我作品的看法。他的鼓励又增加了我对于写作的热情。那时我确实需要人（特别是专业的人）给予肯定，仿佛没有肯定我的写作就是无根的浮萍。我开始读他的诗，感觉到好，但说不出来。我揣摩过他诗中的气息，模仿过，后来他贴出一篇《东方集》的一篇博文，我才有了一种“原来诗也可以这样写”的明白，笔锋一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他说，我的诗没有了学生气。
这一阶段，虽然找不出几首拿得出手的诗，但它作为弯路锻炼了一个行者的脚力。四行诗我写了一个月，挑选出来有十四首，取了个名字叫《春天的十四个绝句》。在认识黄梵之前，我已开始接触的诗人有洛夫、周梦蝶，我的诗现在之所以这样一个调调，全是当初看他们入迷的缘故。一次洛夫来南京大学搞活动，有个学生朗诵的环节，我当时已准备好上去朗诵一首致敬他的诗，无奈主持人因为时间缘故，在第一个同学朗诵结束之后就宣布了活动结束。我读到飞廉是12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和独孤长沙、七客成立进退不久，把一年中的新诗集中在一起，分别贴在今天、风月大地等论坛，也就是在风月大地我读到飞廉。飞廉的诗一下子就戳中了我心中想要的那个东西，我像一根绣花针敏锐地受到了磁化，但这磁化是那样皮毛，以至于后来我总结说“我对所有的影响都是蜻蜓点水似的”。我陆续写下了不少“有些古意，有些拗口，有些装点”的诗来。我挑选了十九首，名之为《新诗十九首》，差不多可以概括这一阶段的写作。这时候又因无知提出“古典”、“传统”、“东方”等一些大词出来，概括自己和进退的诗歌追求。有同辈指责我们读书不够，要做到这些必须精通它们，我在微博上厚颜地反驳说“对于传统，需要的是现代感受力，需要的正是一个词语’小小的弯曲’（见江离《老妇人的钟表》）。不是做学问，甚至不用细细去读，传统的正确不是现代的正确，而你不求甚解所得之感受，正是最为精当的。当然这不是说去不求甚解不谋全豹，这只是说诗的感受重于文本，我们需要的正是感受，切身的感受。”我对于古人、古诗词的敏感或许得益于南京这样的环境，以及高中时代那册翻烂的宋词鉴赏辞典吧。
我要感谢的第三个人是李少君，11年的12月，他主持的《每月推荐》推荐了我的诗。当时已回到故乡的我喜出望外。也正是李老师这一推，我才登上了心中的“大雅之地”。此前尽管有黄老师激励我，但总觉得部分是出自师生情谊，现在素不相识的李老师也如此，总算又添了份自信而充实。因为我向来不是个自信的人，这样的缺点也不必隐瞒。尽管我有写诗说“饮酒，我从来没有遇到对手/写诗，我偷偷超过几个古人”，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古人司空见惯的大话，一时任性而不必当真。当《诗刊》编辑聂权向我约稿时，我又担心我诗的不足以上这样闻名的刊物。我打电话给黄老师，他说“这是好事，你可以的”，我才选了一些发过去。也正是觉得此前不足，又筹划起新的写作。一天我正躺在寝室的凉席上读何逊，凉飚忽至，对面的钟山呈现一派安宁的气象。我刚好读到“相思不想见，相望空延颈”这一句，对于故乡的怀念促我写下咏怀诗，差不多是对这句诗的再写，于“旧的酒瓶里又装上了新的忧愁”，而后又受阮籍“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感发写了一首诗，所以最开始的咏怀诗都是从古人那里借来的。写的顺心顺手了，就甩开何逊与阮籍两位大佬，自谋生路。其后我开始游历厦门、上海、杭州等地，在厦门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一束火红的玫瑰贴着海面向我生长过来/我的胸怀同浪涛一样，时大时小”,在杭州又写下“浪一叠一叠地跑过来，年轻的胸怀像一张白帆”，都是一时心境的写照。咏怀系列原有四十首之多，也是挑选了十九首，名之为《咏怀十九首》。写作咏怀诗差不多都是一气呵成，之后稍稍修改而已，咏怀诗写到“咏怀——江南思归客，大学一傻逼”就开始刹车了，有用情太深难以为继之感。这一年我临近毕业，父亲打电话要我好好闯荡，不要有所畏缩重蹈他的覆辙，所以我写“父亲将存了四十年的勇气传给我”。他开了一辈子的车，从儿时的拖拉机到现在的载重卡车，除了亲人就属方向盘和他最亲。因为秋凉他受了感冒，聊了半个小时他就睡了，我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回到床前的电脑写下这首诗。后来柏桦老师看到这首诗说“诗之手段真是各就各位，一切都恰到好处。最难能可贵的是：深情中的均衡，作者这么年轻，前程远大……”我因为感伤，也没有平常遇到赞扬时的喜悦。
写作的进步除了老师和诗歌刊物的激励，还要感谢身边的朋友。11年湖北武穴的桂晓波来我校读研究生，此后别开生面的大学生活助益着成长期的我。他原是天津某大学的本科生，工作两年攒了些钱，跑到山上住了一年，百无聊赖又通过考试回到学校。他通过微博联系到我，说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当周六一个下雨的夜晚，他就提了一瓶稻花香到川菜馆和我碰头。此后我们成立了钟山诗社，诗社只有一起玩的四个人，另外两个分别是张俊和小慧。几乎每月我们都有一个聚会，在四号门外华城二楼的小饭馆。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伴侣，赤溜溜走哪儿尿哪儿。我的很多诗都是在这时写出来的。这样一个只有文学和扯淡的朋友圈，显然比同学圈有意思的多，我的学习也明显下滑，原来还只是中下流，现在彻底是下流了。一时因为诗人性情作怪，我们做了许多奇葩事儿，这里不妨讲一讲。一次在酒桌上，我们聊起现在的诗歌奖，晓波喝多了说“现在的诗歌奖都是些什么JB玩意儿”，我就提议搞一个“南方JB诗人奖”，因为想到没多少人会愿意接受这个奖，于是就发动身边的朋友来获这个奖。举办“南方JB诗人朗诵会”的时候，来了南京本地高校，安徽、浙江等地的朋友。我们在罗汉巷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吃过下午饭，喝得醉醺醺的去朗诵，朗诵结束后大家都把打印的诗稿交给我，我乘着酒兴就在讲台上用火机点燃，腾升的烟雾惊动了火警警报，保安人员上来把我们都赶了出去。晚上又是一顿痛饮，第二天带他们去明孝陵游玩，为了兑现诺言我在明孝陵的某片衰草地上裸奔一圈，天气寒冷浑身都是鸡皮疙瘩。这算是第一次与外地诗人建立友谊，当时外地来的有安徽的七客、叶飚，湖州的颖川，以及杭州的袁行安。年末的一个雪日，我和晓波提着一瓶二锅头前往紫霞湖，适逢两个老人在那里冬泳，我们不安分就在雪地上裸奔起来，风雪像砂纸一样擦在身上，真是痛快淋漓兴尽而归。第二年结识的小伙伴多了，大家都愿意获这个奖，我们为得到校团委一点儿微薄的赞助，将JB引申为进步，到今年已举办到第三届。我们这样认真做一件搞笑的事，大抵是不愿于南京默默沉沦。我在微博上说话直接，甚至刻薄，得罪了不少人，但不以为苦恼。我认为朋友之间“互黑”要比“互粉”幽默和有益的多。关掉网络，我又是一温和的人，上班、买菜、做饭、睡觉，按部就班里没有一点怨言。
这两年南京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在我眼前，我所观看的景物与以前大有不同，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历史的城市里，一只无形的手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住在17路终点站的一间合租房里，离我原来的寝室不过二十分钟路程。不远处架设着一条铁轨，每天火车从这里经过，带动一旁的高杨哗啦啦地响，尖利的鸣笛声使原在23舍深夜不眠的我以为重叠的高楼后有一片汪洋，巨轮都在那里停泊与起航。我慢慢爱上这样截然相反的生活，仿佛被犁翻过了的一片土地。13年春天我开始写一些小诗，组织一下又取名为《无题十九首》，我于十九这样一个质数的孤独有着难以言表的痴情。后来因为毕业的忙碌以及未能毕业后的伤心，几乎丧失了写诗的能力。13年末，一切都安定下来，关心起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友谊河》、《雾霾诗》、《鱼的变奏》等诗，算是为新的征程打一个头阵。除了写诗，我几乎不怎么写文章，诗的锻炼让我对文字越来越苛刻，几乎每写下一段我就要返回去读上好几遍，这或许是写诗落下的后遗症。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到这样繁华的大都市，祖上都是农民又忽然产生一个诗人，记忆初期的照相师傅到现在我还怀念。写诗不就为自我照相么？写诗不就是于平凡中再现神奇么？白驹过隙，转眼就二十四了，我不知怎样的结尾才配得上一时铺陈的酸辛。
2014年1月21日南京
载于《诗江南》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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