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平凹故乡刘高兴家里会高兴（文转载）
有人评价贾平凹是一个走进了城市的老农，不敢融入其中，于是就拼命的回味乡下，回想当年。人们对贾平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我想无论从何种角度或者运用何种评判标准来看贾平凹，他都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家之一。贾平凹的创作主要是指向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意识情绪的不倦探索这个总目标的，是以不断向中国农民巨大复杂的感情世界掘进为特色的。【1】从《废都》到《秦腔》再到《高兴》，贾平凹由城而乡再由乡而城，变幻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但它们却也重复着大致相同的精神走向和审美色调。我以为这主色调是挽悼，伤逝，怀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无处不在的现代性乡愁和无往不遇的沧桑感。不过，他并不疾言厉色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病，他知道自然的法则和时代的潮流他是挡不住的，于是他总是一副哀而不伤，贵柔守雌的姿态。他说《秦腔》是要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2】，他的其它作品又何尝不如是？只是《秦腔》规模更大，以清风街为主角，犹如加西亚的马孔多镇，通过它，要探究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脉象。《高兴》的主角则是刘高兴其人，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通过他，贾平凹想要触摸面对大迁徙背景下的当代城市不能轻易摸到的脉搏，意在谱写边缘人的生命壮歌。
一、贾平凹笔下的《高兴》和刘高兴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属于作用于社会人生，作用于历史时代的。【3】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所关注的和在意的，正是时代变革下的农民生存环境和时代境遇。正如其本人所言：“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4】
而小说《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进了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人的命运。作品采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语言幽默，流畅，易于阅读，是作家近年创作的最好看的小说。正当百事瓦裂、浮华猖獗的社会变改之际，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女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恋，还带给了他们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 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连绵，一贯的继往开来，一贯的淡定笔致打开了一幅令人缭乱或战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近年来，在贾平凹获得古拙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于是，《高兴》这部小说在白描式的语言中，穿透了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一幕欲哭无泪、渴望欷歔的人间舞台。贾平凹写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而且，作品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
《高兴》是对城市底层人群的生活记录，作家揭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直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活着，竟然还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和高兴的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贾平凹在创作上达到了“含泪的笑”的高度和深度，作家对底层人群的关注显示了一位职业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用心体验写作对象的生活和精神，认真思索这种社会的存在，为人们关注社会提供艺术的参照。尤其是用第一人称写一群和自己的生存境遇完全不同的人，又极为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所以，这部作品显示了作者在写作上的深厚功力，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大胸怀。
二、探究刘高兴的人物原型
《高兴》在正式面世之前被三改其名，最早叫《城市生活》，后来叫《刘高兴》，现在确定叫《高兴》。为什么这样起名？作家讲出了其中缘由：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刘高兴，刘高兴原名刘书祯，是贾平凹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后来贾平凹大学毕业留在西安当文学期刊编辑，而“刘高兴”复员后则回到家乡，并成为一个拾荒者，过起了一种艰难的生活，但他自己却对痛苦浑然不知。 贾平凹为《高兴》的后记中，有一篇《我和高兴》，当中提到“这就是刘高兴。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着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5】如果你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也是参照他这个原型的。事情的缘起很偶然，进城拾荒的老同学刘高兴突然闯进贾平凹的生活，使之萌生了写作欲，他想写生活在大都市里被忽略的群体的生活和人生。
《高兴》里的主人公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少年伙伴，后来迫于生计进城打工，又因找不到工作就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不过，这个人并不苦大仇深，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刘高兴”，儿子则叫“刘热闹”……贾平凹在熟悉却又陌生的“刘高兴”的基础上，又多次专门跑到西安郊区的“拾荒村”探访，和那些“破烂王”同吃同喝，听他们唠家常。小说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而成。
现实中的“刘高兴”（刘书祯）是个非常善谈的人，说话充满细节，乐观幽默，这种人特有趣味。其实作家对他很熟，他们从小一块长大，初中时一起辍学回乡务农，此后刘高兴当了兵，贾平凹在西安上大学。后来，作家得知他进城到西安拾破烂，还自己改名为“刘高兴”。于是就有了写写他的冲动，也开始关注城市中拾破烂的农民群体。在作家与刘书祯等朋友逐渐接近、走进这些拾破烂的农民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外界的反应很敏感，甚至抗拒“城里人”的进入。“他们大多目光警惕，言语短缺，你让他多说些，他说这有啥说的或说不会说……”【6】于是，贾平凹在最初接触他们时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轻慢。作家去和他们认老乡，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接触他们，真诚地对待他们。在近距离的倾诉中，发掘事件的深度。
刘高兴对作家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7】这样一句话让作家的创作思维发生了极大变化，作家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但当他深入了解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写作陷入了困境，直到这次谈话的出现，才让作家认定这部小说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放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越要享受着快乐。正如作家在《后记》中评价他那样“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8】比较《高兴》和《秦腔》两部著作，如果读者对作家之前的《秦腔》有所了解，一定会认为新作是其姊妹篇。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关于乡村与农民工的小说，其实在时下并不鲜见，但贾平凹的高明在于，他不仅真诚写出了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而且更要通过这些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表象去捕捉他们的精神图像，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而这些创新和改变不能不说都是受现实中的刘高兴的启示，根据生活中刘高兴模型构建的小说主人公形象就是有血有肉有灵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
三、刘高兴人物形象分析
贾平凹的《高兴》中如同《秦腔》一样坚持着对于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彻底而不妥协的文学批判精神，这正是我们充分肯定《高兴》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
1、从乡村走出来的“堂吉诃德”
贺绍俊曾经以乡村中走出的堂吉诃德来评价刘高兴，【9】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合理的。刘高兴与五富之间的关系真的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来。当然我们无法考证在小说构思的过程中，贾平凹是否联想到过塞万提斯，但从阅读的感觉来看，刘高兴身上的理想主义品格与五富身上的现实品性，以及五富对于刘高兴的惟命是从，真的与《堂吉诃德》有着极明显的相似性。很显然，贾平凹在刘高兴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注入了很多的理想主义素质。评论界曾经有人从精神超越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个形象，认为作家写出了底层民众身上存在着的一种很阳光的精神品格，凭此而在当下普遍地只是一味展示苦难的底层文学中显得很特别，有强烈的独树一帜之感。但我在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却曾经对于刘高兴这个形象产生过不小的疑惑。我们注意到，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中曾经坦言在毁掉的初稿中充满着自己对于城市的“厌恶”与“仇恨”，他的这种情结之所以能够在《高兴》中得到化解，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力于刘高兴这样一个精神心态特别阳光的打工农民形象的塑造。虽然刘高兴是一位挣扎于生存线上的拾荒人，但刘高兴却天然地向往城市：“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10】对城市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真正的西安人。除了每天不得不拾荒维持生计以外，刘高兴还有着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他不仅要穿皮鞋，爱整洁，而且还要吹箫自娱，甚至还与孟夷纯之间发生了浪漫的爱情。
刘高兴当然不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那个行为怪诞、不谙世事、近乎迂腐的堂吉诃德，但在他的的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堂吉诃德精神就是一种幻想的精神，一种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刘高兴把名字改为高兴，但困窘的现实并不会给他带来高兴，这没有关系，他可以用想象和幻想来弥补现实的不足，在想象中他做出一锅美味可口的糊涂面，但过于现实主义的五富却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看到现实中他们只有一把盐，因此他只能抱怨和愁眉苦脸。于是刘高兴说五富败兴，“我不能不教育五富了：没有油炝的葱花没有辣子和蒜就不能想吗？人怎么能没有个想头。”【11】这让我想到了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高兴》，影片中刘高兴梦想着自己造飞机，也许在常人看来农民工造飞机犹如痴人说梦，但是编剧恰恰让刘高兴造好了飞机，给电影一个和谐的结局。其实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在想就是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梦想，绝不要想命运妥协。
2、游走在城市边缘的“阿Q”
小说一开始就说到刘高兴认为自己“的确有富贵气” 【12】，并且罗列了七点说明，当我读到第五点“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 【13】，不自觉的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精神胜利”的“光环”。这一认识以至贯穿到小说的始终。刘高兴是一个生存在困惑与希望之间的农民工形象。生活于商州清风镇农村的他同许多农民一样过着勤奋但依然贫苦的生活，甚至娶不上媳妇。在用被迫卖掉一颗肾给城里的一个大老板后挣到的钱盖起两间瓦房准备迎亲时，对象却嫁了别的男人。这件事情带给他不小的打击。于是他怀揣着梦想来到大城市西安，用他的话说就是“肾在西安呼唤我，我必须去西安”，【14】成了一个准城里人。其实刘高兴在村里叫刘哈娃，似乎天生乐天派的他进城后干起拾破烂的营生，并起名刘高兴，来纪念进城的壮举以示与旧我的告别。于是，刘高兴便整天乐呵呵的，他喜欢五富叫他高兴，“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进城后的刘高兴颇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以准城里人自居，永远看不起同伴五富、黄八等人，更不要说石热闹了，尽管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但他总是乐观着，自慰着，憧憬着，坚守着。除却拾破烂，他以吹箫来自娱，并永远让自己处于思考之中，以此作为苦中取乐，同时也是作为区别于五富等人的主要标志。尽管吹箫与思考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改变，但他自足自乐，倒也过得快活。
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奏效了，他这样劝慰五富同时也是在劝慰自己“既然来到西安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人应当有尊严的活着，尊严从哪里来？首先便是不自轻自贱，诚实而乐观地生活，这是刘高兴得以“高兴”得生活的法宝。从这一点看来，刘高兴深知精神胜利的精髓，并实现其超越。此时的刘高兴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
与《阿Q正传》中的阿Q一样，小说的前一部分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让我们充分感受了刘高兴的生存态度之后，刘高兴也恋爱了。恋爱对象是27岁的妓女孟夷纯。其实从他进城后便有了一个所谓“美容店”情结——他偷偷喜欢一个美容店里穿高跟鞋的女人。也许作家有意安排，在小说开始一章特意设计了刘高兴买女式高跟尖头皮鞋的情节，也许有些揶揄，刘高兴为结婚卖了肾盖了房，新娘却入了别人的洞房，但“阿Q”精神让高兴以为“我的老婆就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后来进了城当起了破烂王，放在他出租屋的高跟鞋就成为他每天睡觉前的精神安慰与情感寄托。
刘高兴想活成个有尊严的真正的城里人。一进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暗想把刘哈娃永远抛回给清风镇。好的小说肯定有令人难忘的细节，《高兴》中有一个细节就足以说明刘高兴渴望什么：一个上午，豪华宾馆中的一位姑娘喊他收废煤气，门卫却嫌他的鞋脏不让进，最后让他光着脚进去。他懊恼自己没有及时剪脚趾甲，很难为情。没想到，一走进大厅，就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似乎圆了他的梦。他终于在西安城里留下脚印了！那个上午，他脑子里一直操心他的脚印会否被服务员擦掉。这串脚印在他以后的梦境里常常出现。“那些脚印是会自己走动的，走遍大厅的角角落落，又走出宾馆，到了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到了老城墙和钟楼的金顶上”。【15】五富听了，起初发愣，当他终于明白后，竟然也在一面雪白的墙上狠踩了一个脚印儿。能在城市留下自己生存过的印迹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啊，脚印于是就有非凡的内涵了。这些都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甚至刘高兴那句“吓，大厅地板上的脚印还在”。活脱脱阿Q的口气。在刘高兴身上依然有着“阿Q”式的倔强和骄傲，在一次收破烂过程中受到侮辱，被说成破烂时，刘高兴放下旧报纸，不收了，没有谄媚地迎合，而是拉起架子车就走。当走到巷道第一个丁字路口，他自己却扑哧笑了，“振振有辞”的自我宽慰道“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 【16】，随后自己却陷入“阿Q”式的沉寂“世上有多少人人能慧眼识珠呢？”
3、谱写生命壮歌的“城市边缘人”
《高兴》让我想起一句话“所有悲剧里，有俯首皆是的喜剧，而所有喜剧里，又抑藏不住满满的悲伤”。高兴说：就是这个下雨天，就是眼前这个女人，她给我上了一课。韩大宝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坏人，杏核的这一课教给我如何活下去的法宝。这个法宝是什么？就是计划，就是信心。全书中，最跳跃的一个人就是杏核了。她有着最悲惨的命运，但她却活的有声有色。五富是刘高兴忠诚的追随者，他就是人们眼里的那一类民工。胆小，阴暗，蠢笨，自私。他一心想赚钱，想家。而他死之后，前来奔丧的老婆却只对他留下的几百块钱感兴趣。看到贾平凹写到五富老婆细心的数钱的场景，我只觉得心酸，他怎么如此残忍，还是如此不动声色的残忍？而关于这本书的女主角孟夷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锁骨菩萨的这个意象，我以为，已经说尽了孟夷纯。无需多言了。
刘高兴这一人物形象很明显地打上了贾氏烙印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说，在刘高兴身上，十分鲜明地显示着贾平凹个人的艺术趣味，这样一位拾荒人中的艺术家，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贾平凹内在的精神品格与艺术趣味外化的产物。他与孟夷纯之间的感情故事，明显地体现着贾平凹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之间的联系，带有十分突出的才子佳人的意味。这样一种人物形象的设计与构想，在这个意义上，很显然只能被看作是贾平凹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一种文化想象的产物，其真实性难免可疑。既然刘高兴这一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贾平凹《高兴》文本某种分裂性的存在呢？个人认为从反讽的意义上来看待贾平凹对于刘高兴的想象性描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高兴》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就愈发浓烈了。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富尸体被警察发现后，刘高兴的一种突出感觉：“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在此处，那个总是沉浸于玄妙的虚幻精神世界中的刘高兴终于落到了地面，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仍然是个农民”。却原来，刘高兴的精神境界愈是高远纯粹，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剧意味也就愈是浓烈沉重，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就使得《高兴》事实上成为了一部具有绝大悲悯情怀与深刻批判意识的沉痛之作。当读到“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17】小说就此打住，但是我想作家此时此刻是伤痛的，或者说是困顿的，这些城市拾荒人的曲折生活、辛酸经历，无不振痛和牵动着我们的心。
雷达评贾平凹：他总是一副哀而不伤，贵柔守雌的姿态，感应时空运转的无情，抚慰灵肉冲突中的敏感脆弱的受伤者。这句话，我深为认同。贾平凹，他没有呐喊，也没有沉默。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种变革，为变革中阵痛的人们，立一座碑。这个碑上，写是不是之乎者也，不八股，也不官方。它是实实在在的故事，真真切切的人物。有脸有心，一个人一个样子。刘高兴是一个人，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拾荒人，或者刘高兴是怀揣梦想挣扎在城市边缘的人，这个人说却足以代表这一类人，这一类想要拥抱明天却又不得不感慨今天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说五富的死是文学创作的，但是这一类人的命运是现实征兆的。有人说时下的“打工文学”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于是理解刘高兴进程是时代、社会的必然。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无法判断这样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解释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农民兄弟正奔走在由乡村向城市迁徙的漫漫路途上。既然进入城市之后的农民所遭遇到的只能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那么为什么农民们还是要义无返顾地踏上去往城市的路途呢？这只能说明，如果继续呆在乡村的话，那么农民们的处境只能是更加糟糕不堪。这让我的脑海里又想到了《高兴》结束一章的刘高兴的表态“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市里，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作伴。”【18】刘高兴态度是坚定的，坚定的背后是不是就是现实的反映的？其实，关于当下中国乡村世界凋敝衰颓的状况，贾平凹在他的那部名为《秦腔》的杰作中，已经有了极为充分的描写与展示。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高兴》与《秦腔》联系起来，我们便能够真正地理解当下社会中这些边缘人谱写的生命壮歌。
四、综论—高贵灵魂的现实折射、边缘人的生命壮歌
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关于乡村与农民工的小说，其实在时下并不鲜见，但贾平凹的高明在于，他不仅真诚地展示了这一存在于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而且更是要通过这些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表象去捕捉他们的精神图像，以及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
小说最终，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五富死了，被引为同道（另一个“我”）的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而自己深爱的女人孟夷纯被抓进局子。与刘高兴关系最为紧密的三个人最终都远离他而去。这并非偶然，正是作家的巧妙安排。五富之死，表明经历一番拼搏的刘高兴依然孤独；韦达的终被证明非自己换肾的老板，正预告了刘高兴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与妓女孟夷纯的短暂爱情也注定是绝望的，尽管他曾为此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有人说刘高兴是可悲的，命运是值得惋惜的，不管怎样，刘高兴给我们展现了他那高贵的灵魂，城市人始终把他当作边缘人，但是刘高兴地梦想依然在延续。【原文转自商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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